早期的健身俱乐部发展缓慢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健身产业悄然传入中国。好莱坞明星简•方达倡导的有氧健身操在我国曾一度流行，大众健身市场由此开始孕育。跳操，动感十足，节奏明快，而且只需一台录音机，一块空场地就可以开展。随着健身人数的日渐增多，以舞蹈类为主的健身房开始在国内大城市中不断涌现。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国家体委倡导实施的“全民健身工程”，此时国内大大小小的康体公司如雨后春笋出现，20世纪90年代，马华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马华健身俱乐部。在这个当时颇有名气的健身俱乐部里，成为了京城健身业的一面旗帜。自1999年起，马华在河南、河北、云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开办了10家健身俱乐部分部。这应该算是国内健身俱乐部以连锁方式进行经营的最早尝试。
    同样，同期的上海也出现了以舒适堡为代表的健身美容中心，该品牌是80年代香港一家集健身美容、休闲为一体的连锁机构。接下来的5年内，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建立起多家连锁健身房，健身也渐渐成为比较新鲜的词汇之一。
    尽管连锁经营方式已经出现，但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没有成熟的健身市场支撑，没有更多的社会资金积极介入，最重要的是健身人群范围小，且国内对健身的理解一直停留在休闲娱乐投资的概念，并没有将之与健康关联在一起。设备简单、经营单调的健身房在北京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而与健身产业的缓慢发展相伴生的必然是杂乱无章的行业发展状态。据了解，国内早期开办的一些健身俱乐部一直在“生存”和“死亡”间徘徊，而且这些健身俱乐部中大部分一直缺少相关的资质证明。                      
　　新兴健身俱乐部的门坎高                       
　　由于国内外大笔资金的强力介入，当前健身俱乐部之间比拼的是谁家的器材更先进，谁家的教练更专业，谁家的环境更高档。这种追求在使健身俱乐部的档次节节上升的同时，也在迫使投资者大把“烧”钱。
    一些海外人士曾非常不解，为什么在国外属于大众消费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成了富人的专利。在国内，但凡像点样的健身俱乐部，如果不是收入不菲的人，恐怕很难迈进这些健身俱乐部的大门。
    新兴健身俱乐部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昂贵的健身器械和专业的健身教练铸造了它的高层次消费。据业内人士介绍，当前正规的商业健身中心的年消费基本都在6000元以上，甚至年消费数万元的健身俱乐部也已存在。
    应该承认，新兴的健身俱乐部硬件条件普遍较好，俱乐部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以往也更为专业。但在新兴健身俱乐部间的残酷竞争中，大打价格战、连带进行欺骗性宣传时有发生。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健身俱乐部迫于经营压力，骗来会员的会费后便携款逃之夭夭，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多起。所有这些，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健身消费市场来说都是致命的。                       
　　行业大战产生业内淘汰                        
　　健身俱乐部大批量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圈地运动"。健身俱乐部以卖服务为最大特点，主要采用会员制，通常以收年费为主，资金来源相对容易极大的误导了投资者，于是许多家俱乐部都把重点放在圈进更多的人上面。
    2003年美国共拥有健身俱乐部23000多家，行业总收入为141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健身俱乐部的创始包含了一种原始的健身需要和生活乐趣。相比之下，中国的俱乐部过于追求短期利益，俱乐部数目众多，市场的不成熟使各自的份额相对较小，于是同中国的许多其它行业一样，上海的健身俱乐部开始出现恶性竞争。在此前的2003年，“金吉姆”的轰然倒台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作为健身业界的一块金字招牌，“Gold’s Gym”曾被誉为“全球最大的连锁健身中心”，但是曾经响誉上海的这家加盟店最终因债台高筑而败走上海，在这次风潮中消失的还有“菲斯特”等几家俱乐部。
    令北京健身业内人士略感自豪的，是北京的市场并不像上海那样混乱。北京的胡同如同这个三千年古城的一条条皱纹，而CBD、中关村这些新崛起的区域尽管年轻，却生机勃勃，健身行业也在这些地区应运而生。                       
    2001年青鸟健身斥资3200万打造兆龙店，正式进入北京市场，那时北京地区的健身业主要还是以健美操为主。资金的充裕使其在器材设备、管理人员水平和规模上都在京城首屈一指。当时的青鸟把年卡价格定位在6000多元，同期上海市场定价高过1万，打完折扣后与北京持平。几年过去后青鸟在北京价格仍维持在5000－5500元左右。
    美国的资料表明，俱乐部的年卡合理价格为城市人均收入的4％－8％。根据2003年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3882．6元，按此计算，京城俱乐部的合理价位应该在555元－1095元左右。像青鸟、中体倍力这样5000多的价格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但是,并不能这样简单的计算。北京的情况同美国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中国人的收入计算同美国并不一样；其次，他认为北京也不乏那些收费比较低廉的俱乐部。至此，俱乐部的价格分层将健身人群做了简单的划分。